导言：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举办之际，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2023年年会顺利召开。全国中东欧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中东欧政治研究”“中东欧经济、社会研究”“中东欧外交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等议题，共聚研讨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东欧研究的路径与展望，发出智慧之声，为此与读者分享。
孔凡君，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东欧研究分会副会长
中国中东欧研究是最近三十年来出现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此前的东欧研究基础之上不断地整合而成，但整合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和中国对外交往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是统一的。其中，后来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东欧的国家都属于欧洲大家庭的成员。从社会发展模式上说，所谓欧洲国家实行的都是政党政治、市场经济、多元化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外交，但形式是多样化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也就是冷战期间所谓的资本主义。中国在1911年之前专制社会，1912—1949年是民国，近代以来处于积贫积弱和不断的战乱之中。所以，除了少许文学艺术，中国同这些国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分裂为地缘政治上的西欧和东欧。不在欧洲的美国是西欧的老大，实行的欧洲模式。苏联是东欧的首领，实行了是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共产党一党制，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想主义的外交。这种模式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同并且在冷战期间尖锐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就在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方面倒向苏联模式，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同苏联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在50年末和60年代，主要由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的时空差异，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另外，东欧国家实行苏联模式是被动的，而中国实行苏联模式是主动。东欧国家要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意愿大，而中国不受苏联控制但强烈地维护苏联模式。这种状况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复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阶段，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从属于中苏关系，好的时候介绍和歌颂，不好的时候进行批判，基本无研究而言。这时期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好坏取决于对苏联的态度，对东欧也无所谓研究，只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而翻译一些资料。负责机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属的苏联东欧研究所。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欧洲的地缘政治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中苏、中美的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弱化苏联模式，这是苏联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就做的事情。由于中苏之间关系尚处于紧张状态，中国不可能直接向苏联学习，东欧国家特别是曾被中国狠批过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家”间接地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如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其表现，一是翻译东欧学者或西方研究东欧的学者的著作。二是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等。这时的对东欧的研究主要是介绍东欧经济改革的历史和经验。三是一些高校开始设置苏联东欧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方面，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研究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这时期苏联东欧研究学科所属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社会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社会发展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发生了改变。中国称之为“东欧剧变”。中国学者更多是从世界社会主义来看待东欧剧变的，而东欧国家和西方学者是从*****、 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角度来描述东欧的社会动荡的。所以，90年代上半期，中国学界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发展角度研究东欧剧变，学科所属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东欧剧变开始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对苏东剧变的冲击更为敏感。所以，中国学者几乎都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角度分析 （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和总结教训。这时期有关东欧的文献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东欧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出现了。由于剧变，东欧摆脱了苏联控制和抛弃了苏联模式。没了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原来地缘政治上的东欧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代之以中东欧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但是，中东欧在地理位置上与东欧并不重合，因为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逐陆续解体。关于中东欧存续的时间和内含，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它存续至今并且不断扩大，如16+1、17+1等等，而主要内容就转轨或转型。不过，我一直认为，中东欧是这些国家从苏联模式再回到欧洲模式的过渡性的地缘政治概念，它的存续时间并不长，其内涵也不止是转型，还包括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就转型而言，从政治的回归就是几天、几个月至多也就是几年的事儿，经济上和外交长的回归用时稍长，但多半属在欧洲模式之中的发展问题。90年代后期起，中东欧社会转型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主题，研究角度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拓展到了经济学、外交研究等。
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东欧国家完成了社会转型或新中国构建，一些完成了回归欧洲，另一些正行进在回归的途中。在这种形势下，它们同中国的关系也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中国对中东欧的研究急剧升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方学院于2010年和2011年成立中东欧研究中心，但前者的研究视角是政治与外交，后者的研究视角是语言文化。
从2012年开始，主要是由于中国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将中东欧这个已近完成使命的地缘政治概念进一步更新，将原苏联地区的波罗的海三国包括进来，形成“16+1”合作机制，2019年原为西欧的希腊也加入，形成“17+1”。这样的中东欧包括了原东欧、苏联和西欧，是前所未有的。与这种中东欧区域的形成相适应，国内对中东欧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整合，国家有关部委、各种研究单位、各类高校纷纷成立中东欧研究中心或研究院，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中国与中东欧合作、语言文化、经贸往来、政策咨询，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视角逐渐淡出。从学科角度看，中东欧研究不再专属某一学科，而是政策咨询、政治外交、经济贸易、语言文化、人文交流等多个原本毫不相于的学科合作研究的大平台。在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个重要研究所也做出了重大的学科调整。苏联东欧研究所于2002年改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其东欧室于2016年改称中东欧研究室，2019年又改称转型与一体化理论研究室。2011年，欧洲所建立中东欧研究室。2012年，欧洲学会成立主要依靠欧洲所的中东欧分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
在这过程中，欧洲地缘政治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即中东欧13国中有8个加入了欧盟，10个国家加入北约，其余的也都在加入过程中。波罗的海三国也都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降温，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17+1”合作机制不断萎缩。但是，国内对中东欧研究的热度依然在持续。
毫无疑问，不论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中东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从多种视角研究这些国家都是必要的，尤其在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变化复杂和曲折的时候，中东欧研究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发展更为必要。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对中东欧的研究越需要严谨和高效。在这方面，我有四点不成熟建议。第一，研究对象是欧洲国家，不再是中东欧国家。第二，立足优势，避开短板。第三，注重基础，开拓视野。第四，加强合作，慎重跨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