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举办之际，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2023年年会顺利召开。全国中东欧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中东欧政治研究”“中东欧经济、社会研究”“中东欧外交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等议题，共聚研讨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东欧研究的路径与展望，发出智慧之声，为此与读者分享。
韩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俄乌冲突给中东欧造成的经济冲击
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受创，2022年俄乌冲突让中东欧国家经济压力再度上升
一方面中东欧国家能源供应受限。因为能源利益是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利益关系主要的体现，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对中东欧能源供应收缩，使中东欧生产和消费均受打击。以天然气贸易为例，中东欧国家2021年的管道天然气进口约636亿立方米，从俄进口占68%，而捷克、波黑等国的天然气基本完全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收缩使得中东欧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并且削弱了其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导致消费需求疲软。
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这既体现在中东欧国家的原料供应的受阻，也体现在企业加剧外迁以及劳动力供给紧张上，并导致中东欧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受到一定冲击。因此，2022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弱于2021年，波黑、克罗地亚、捷克等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可见，在俄乌冲突影响下，中东欧经济增长压力加剧，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二、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差异化分析
在经济政策应对方面，安全振荡下的应激反应虽然使去俄化成为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选项，但地缘条件以及中东欧国家间存在的利益差别导致它们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差距。依据经济政策的不同，中东欧国家基本被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它们的特点是在能源政策上全力推进对俄脱钩，通过放慢弃煤弃核的进程，以及加大能源转型和民众补贴投入等一系列方式来平缓能源供应波动；在产业政策上，它们也积极贯彻去俄化，并寻求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比如通过贸易伙伴多元化、给予投资优惠以及提升投资便利化等途径强化产业链的韧性。
第二类是捷克、斯洛伐克和部分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的去俄化没有第一类国家坚决。在能源政策上，由于上面部分国家能源对俄依赖有限，所以立场上跟从美欧，能源政策也主要是注重推进绿色转型；北马其顿虽然能源对俄依存度较高，但为了未来顺利入盟，立场上也采取了附庸欧盟的政策，同欧盟积极协调能源供应，但也有消息称，北马其顿通过中间商并未完全中断对俄天然气的购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虽然总体立场与欧盟保持一致，但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还有对俄影响力的忌惮，其能源政策存在摇摆，如保加利亚被俄罗斯定性为首批天然气断供国家，但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迫使其选择和俄罗斯进行能源谈判，并选择暂缓执行对俄燃料的制裁。
在产业政策上，第二类国家虽然总体上遵循了欧盟的产业方向，但在产业政策推进力度上较欧盟预期偏弱。如罗马尼亚制定的“支持罗马尼亚计划”在执行层面更关注短期风险，对关键产业支持的指向性并不是特别明确。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等国家虽提出了绿色还有数字转型计划，想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但行动效率相对低下，政策透明度不足。
第三类国家是匈牙利、塞尔维亚还有波黑，在能源和产业政策上相对自主务实。它们在能源上不仅反对多数美欧国家倡导的对俄脱钩，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在产业方面，第三类国家在实践绿色和数字转型上也更加注重路径自主，并且更加愿意通过向东开放寻求转型效率的提升，在一些项目上也体现了这种政策的倾向。
三、政策差异化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动因
在地缘政治上，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位于俄乌外环，且属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或阵营核心国家，历史积怨仍使其当前对俄存有顾虑。同时，波兰一直还一直存有恢复大国的雄心。无论是当初“海间联邦”的构想，还是近年来三海倡议的提出，均折射出其对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追忆。
上文中的第二类国家为了树立“欧洲国家”形象，并争取北约更多的安全支持，“挺乌反俄”的立场坚决，并在政策应对上同欧盟大体保持了一致步调，但这种应激性团结随着危机持续显现出了消极跟随与分化的状态。
第三类国家对俄罗斯威胁感知力度不高。如匈牙利对外政策有着浓厚的民族认同底色，，并且近年来其疑欧倾向的上升,更坚持以本国立场作为政策基点，保持“与邻和睦”的地缘政治取向为其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逻辑遵循。塞尔维亚和波黑不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而且与俄乌相距较远，历史上少有来自苏联或俄罗斯的入侵，亲美疏俄的安全诉求不高，对冲突的立场也相对中立。
在地缘经济上，第一类国家对贸易在中东欧国家之中最为密切，对俄经济的脱钩会在短期内造成较大的贸易冲击，但美国给予了第一类国家较强的进口可替代预期，因此同俄罗斯敏感性依赖较高，而脆弱性依赖可控。在经济政策上，有限的脆弱性依赖使第一类国家对俄制裁束缚较小，而较高的敏感性依赖也驱使其倾向采取激进且快速的行动缩短冲击窗口。
第二类国家同俄罗斯的贸易依存度并不高，并且同俄敏感性依赖呈现下降趋势，所以面对对俄脱钩，该类国家的应激性反应更低，而观望跟从倾向更明显。同时，第二类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商品基本以化石能源为主，短期进口可替代性有限，这使得该类国家对俄进口约束相对宽松，产业扶持也更倾向于短期纾困。
第三类国家同俄罗斯贸易依存同样有限，且存在收缩之势，但俄罗斯同该类国家在重要基础设施上存在较为深度的合作，这同样导致了该类国家对俄经济存在较高敏感性，政策束缚显著。同时，上述三国均为内陆国家，对俄能源进口替代成本较高，加之俄在该类国家具有一定的市场与技术垄断，这更加放大了不对称依存关系，阻碍了其对俄可能的战略转向。不过，在反俄成为西方“政治正确”的背景下，该类国家反而拥有了更加弹性自主的政策选择空间，避免了因被动制裁而带来的损失。
总而言之，俄乌冲突使中东欧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管是政策持续分化，还是立场趋于捆绑，自身利益的受损都是必然结果，而止战促和才是中东欧维护利益的政策最优之选。
(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